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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当代集部整理的典范之作”
添加时间:2020-01-0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形成了以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体,其他出版社积极参与,各尽所长、优势互补、有序竞争的良好发展局面。除20余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之外,每年平均有110余家非古籍专业出版社参与申报古籍整理规划和资助项目。古籍整理出版的力量日益壮大。

“《续修四库全书》是新中国编纂的规模最大的一套古籍丛书,收书达5213种,从立项到最后出版都得到了古籍小组的关心和支持,成为这套大书顺利出版的关键。”高克勤说。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卢振华先生下肢瘫痪,在病榻上完成了《梁书》的覆阅改订和《南史》的点校;胡厚宣先生在整理《甲骨文合集》时,走遍全国50多个城市,近10万片甲骨绝大多数都经过他亲自鉴别、选拓、摹写,单摹写就有二十几本,达1.3万余片;季羡林先生在病床上写下对于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建议……

探索新模式——

人们常用“浩若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中国古籍之多,但存世古籍虽多,如未经校勘、标点、注释,不仅一般读者难以阅读,就是专家学者也难于使用。20世纪20年代,学者陈垣曾把中国“有长远的历史、丰富的史料,而无详细的索引”说成是“中国四大怪”之一。“什么时候,才能把中国重要典籍全部整理出来供给读者呢?”近代以来,忧心于中华文化命运的学者不断追问。

今天,古籍整理出版的新局面,让中华古籍焕发着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也让人们更好地去追索中华文明之根、探寻中华文化之源。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古籍整理出版从此告别了单打独斗、零敲碎打式的方式,进入了有组织经费保障、持续全面系统的新阶段。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连续推出7个规划,给各时期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古籍小组自成立至今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组织协调的主导作用。

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新时代。据初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达4.5万种。其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量的近90%,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量的近30%。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郭义强表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新时代,古籍小组和古籍办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推进古籍整理事业迈上新台阶,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成绩!”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五年,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不足30种。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古籍整理出版步伐明显加快,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的数量达到200种左右。20世纪80年代,古籍整理出版迎来了新的发展,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增至400种左右。

古籍整理出版是“为人做嫁衣”,但70年来,一代代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甘于寂寞,穷年累月在古籍中爬梳耕耘,留下了一部部精审严校、可读可用可靠的古籍,嘉惠读者。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古籍小组的成立及其工作是分不开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说。

萧涤非师生三代接力校注杜诗全集是古籍整理界的佳话。1978年,萧涤非承担起《杜甫全集》校注任务时已年逾古稀,但他不顾年老体弱,按照宋人提出的“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的观点,一面积累资料,一面率领编校组全体人员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但属稿将半,萧涤非却于1991年溘然长逝。他的弟子张忠纲接续老师的工作,带领学生继续从事杜诗全集的校注。2014年,这部三代师生接力、历经36年而完成的680万字的巨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堪称当代集部整理的典范之作”。

作为知名学者,任继愈曾出版过多部影响很大的专著,但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古籍整理事业而放弃了心心念念的哲学研究。“他不是不想写书,但古籍整理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只能把研究工作不断推迟。他计划写出的两本中国哲学著作,资料卡片都做了数百张,但直到逝世也没时间去写。”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郭又陵说:“任老对古籍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优秀古籍整理成果厚积薄发、不断涌现。在基础性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推出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之《史记》、新旧《五代史》、《辽史》、《宋书》、《隋书》等八种及《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集)》《文选旧注辑存》《文献通考》《杜甫全集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社会反响强烈;在出土文献整理出版方面,旅顺博物馆藏甲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一大批重要成果的出版,有力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在海外中文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古籍小组组织实施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进展顺利,已推出了首批成果,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海外著名存藏机构的一大批珍稀古籍得到“再生性”回归,嘉惠学林。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全面系统、远超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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